《江城》—日常中国神话的惊鸿一瞥
尽管一开始就知道这本书不是死板的社会学研究或自以为是的个人游记，但还是没想到会这么好，好到在我整个看的过程中，心始终是沉着的。心沉不沉，几乎成了我判别东西好坏的唯一标准了。比如随便刷一下微信朋友圈，你都能找到一千篇胡扯中国社会的文章，一般都无需看内容，标题就足够让人反胃到吐了。如果忍着恶心点进去看，唯一的感受就是心浮气躁、胡言乱语，飘到不能再飘。这些天我读《江城》读累了，就习惯性拿起手机刷下朋友圈，心就在舒服的沉潜和恶心的飘荡之间切换。这样的对比更加让人震惊：网上某些中国人的弱智文居然可以恶心到这个地步，而何伟的书居然可以好到这个地步！
这种出色首先得益于何伟书写的视角。如果说这是一份中国社会记录，那就是一份刚性十足的社会记录。何伟没有作壁上观，装成客观公正的样子，而是完全把自己融入进去，毫不掩盖自己的喜好和厌恶，也不吝惜笔墨书写他个人的情况。这样就把本书跟那种貌似客观公正实则生硬冷漠的社会分析文本区别了开来，更容易把读者带进去，让人在其中或笑或哭或唏嘘。同时，他也避免了纯文学作者式的个人感怀，沉溺于一己情绪的悲欢纾解，其中有客观的记录，也有公正的分析和评判，断然不是不忍卒读的老外猎奇式记述或者文青抒情游记。
而这，恰恰是了解中国社会、感受生活真相最好的视角。面对空前光怪陆离的中国社会，没有哪个人的理性能纯客观地得出不失偏颇的论断，也不可能一味沉溺还不陷入狭隘。我想，这就是有些网文那么恶心，何伟的书却如此好看的一个根本原因吧。正如何伟在书中说的，他在涪陵，既是彼得·海斯勒，又是何伟，这样的身份和这样的身份带来的角度，成就了一次对中国社会的伟大书写。书写当代中国社会能写到伟大的程度，似乎易如反掌，因为现实实在太过炫目，其实难如登天，因为现实炫目到常人极难把握的地步。无论你身处其中还是置身事外，都难免挂一漏万。彼得·海斯勒/何伟，既身处其中，又置身事外。
就像凯鲁亚克书写那些连美国人也完全没有听说过的美国小镇一样，何伟把目光聚焦在他生活过的一个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在哪儿的一个小城。没有比这更为熟悉又陌生的了。在这本书里，有涪陵的历史，从白鹤梁上的诗文到插旗山的石达开的远的历史，三线建设军工转民用和各种碾压人性的较近的历史，没有人能逃开历史和时代。但这些，终归只是背景，在前台的，是何伟的同事、学生和他在涪陵城碰见的那些人，他敏锐地注意到时代挂在他们脚上的镣铐，但更没放过个体生命在历史的夹缝和艰辛中展现出的动人和温情。这种东西，如此让人无奈，如此真实，却又如此让人感动。在我们被不断教导真实总是丑恶，感动难免虚假的过程中，这样的书可以让我们亲近存在的另一个层面，在那个层面，最让人动容的是最最真实的东西。
何伟不止一次地写到涪陵人那种难以捉摸的笑，在那样的笑容下面，掩盖着生活全部的悲伤和喜乐。再多的历史烟云、家庭变革、艰辛不幸，都被那样浅浅、神秘的笑包裹着，不会轻易现出裂缝。面对何伟这样的外人，跟他交谈的涪陵人有的时候还更能没有拘束地敞开心扉，但他洞悉的依然只是不确切的一些角落。这个过程让何伟深深着迷。同样恰到好处的是，尽管他不时面临勘探他人内心宇宙不确实性必然会撞见的无奈，他从没在这样的无奈面前强行介入。他在涪陵了解别人，也在那里过自己的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实性面前，他很好地停在了最合适书写的位置。作为对那样的生活更加能够感同身受的读者，我们并不难发现那样的笑容和沉默背后的个体心灵真相。这样的真相、历史和存在之谜，就像镌刻在白鹤梁上的千古诗文一样，无论怎样被江水掩盖，总有惊鸿一瞥的时候。只要你在其中生活。
有人说何伟的洞见多半得益于他所受的西方精英教育，我不完全同意，我更认同他所受的文学教育。在涪陵，他教的是文学课，书中的文学内容也让一本讲述中国社会现实的书更添光辉。一开始，他说到他自己在涪陵逃离了西方大学里那些无聊的文学批评流派，逃离了解构主义，那一段内容跟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的识见如出一辙。后面有让人忍俊不禁的长江上游的诺里斯粉丝，课堂上文学内容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和超越。最后在学生排演的学雷锋版《堂吉诃德》中，昆德拉所说的幽默和小说作为个体艺术的精神都呼之欲出了。这些内容和涪陵社会现实之间互为映衬，彰显了现实和文学的双重伟大。涪陵的现实和文学的本质，伴随着长江的水涡，流淌在不能轻易概括的生活中。
而就像伟大的小说和探求神话一样，尽管何伟的写作和生活都立足于他不过分介入的自然态度。但能写出这样的书，我们很容易发现他在寻找和探求的东西。对于比他更久生活在涪陵的人们，他在寻求理解和生活表象背后的合理。比如，就人们对待政治的态度，他最初也作了不少批判，但最终，他理解了他们。他说到两个学生，一个是学生干部，另一个很优秀，保持不介入的态度。在生活了将近两年之后，他明白了，对于前者，保持介入可以削减人在面对历史和政治洪流时的软弱和无能为力感，而对于后者，手里的牌足够多，没必要在那样的环境里寻求那样的介入来浪费时间。甚至对于那些干部和官员，何伟都理解了他们，理解了生活对政治的无能为力，政治的无孔不入，以及两者联结之后造就的微妙、复杂和合理。那样深刻的理解能力，我经常在比如昆德拉的书里读到，而跟网上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另外，对于他自己在涪陵的工作和生活，他还是在寻求某种价值。最终他也找到了，不再惧怕过去和未来。他明白不管那些教育体制有多少问题，他的工作依然延续了教育的伟大使命，他教了一些要成为老师的人，这些人生活在一个教育体系问题重重的地方，但他们始终保有对教育的纯朴信仰。
最后，对于涪陵和这个小城所代表的中国，他找到了某种“变迁中的诗意”。这个词是李陀在评论贾樟柯的电影时用过的。在读《江城》的过程中，我也经常能体会到跟看贾樟柯电影一样的感觉。何伟描述的涪陵距离今天已经好远了，时间进一步让这种诗意弥漫开来，跟现实比起来，一本书里的内容倒真的没法改变，反而成为老古董了。在这个国家里面无数涪陵这样的小城中，人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难以动弹，但当你找到一种跳出来看的方式，会发现变化原来如此剧烈而不可阻挡。如果说个人是历史的人质，那么无数人质被挟持的历史，居然可以有那样难以捉摸的宏阔诗意，这真是生活在当下最大的幸事了。可惜，在我们作为人质的时候，那样的诗意太难感受到了，尽管我们就生活其中。同样像贾樟柯的电影，何伟在书中写了那些被时代洪流淹没的小人物，在今日国家难以遏制的变革中，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付出自己的代价，留下并不经常被人感知、更少被人记录的“变迁中的诗意”。
在我合上书，重新走进林立的高楼大厦时，我突然明白，假如让我去写自己的家乡，我不可能有何伟那样的角度和便利。就角度和感受说，对我们成长的地方，有太多的牵扯，太容易唤起我们各个角度上的激烈情绪了。就何伟在涪陵生活获得的交流上的条件说，我们也不可能跑到家乡，跟家人、朋友作那样的交谈。原来我们都在各自的道路或走或留，逐渐形成了各自合适的情感投射和距离，不可能强行去建构某种定好的关系。如果出走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必然的选择，那么这样描述了我们的过去和故乡的书和电影，就成了我们寻求和过去、故乡之间的联结时最为合适、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在《江城》的最后何伟后来补写的《回到涪陵》中，他用了一个他曾经的学生写的信作结，这个学生后来到了发达地区教书，偶尔回家一次，伤感于变，也伤感于不变。他肯定和我一样，深深感念何伟写了这样的书，因为除非我们找到跟过去、故乡、时代、国家之间的深层联结，否则我们终将无法安宁。
撰稿 王曙轮 ,编辑 曾石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