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逆子们：美国现代戏剧的中国叙事》
作者：高子文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9
ISBN：9787104049999
高子文博士这本书描述了美国戏剧里的中国。但实际上他写作的意图主要 并不在此，他试图把中国元素在美国戏剧里的出现与美国戏剧的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的兴趣并不在社会学的研究，甚至也不在文化学的研究，真正吸引他的，首先是美国现代戏剧，尤其是先锋戏剧的发生、内容与形式，其次才是现代戏剧以及先锋戏剧是怎样把中国元素加入自己的内容和怎样引入中国元素创造新的剧场形式。他特别强调这些使用了中国元素的美国剧场艺术家个人和他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中国元素仅仅是他们创作的资源之一，即使有时候是其重要的资源。他试图描述美国戏剧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与中国元素所建立的不同关系。他特别关注到美国戏剧中几代华人剧作家和导演的独特创作及其价值。本书谨慎地不去夸大中国元素在美国戏剧中的存在，仅仅尝试客观地描述这一存在，和美国戏剧，主要是先锋戏剧对它的运用。
我相信莎士比亚和他的合伙股东们当年把他们的剧场叫做“环球剧场”不 会是一种偶然，而是出于他们“环球”的视野和自觉。虽然冷战结束后人类逐渐热烈起来的“全球化”的信心与行动近年来似乎正在迅速地冷却，但是“全球化”的热烈或冷却不过都是偶然，而“全球化”本身，人类各国在经济生活中的互相渗透、影响与融合，人类各民族文化的互相交流、渗透、影响与融合，却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无可避免地时而喧哗，时而默然地以加速度行进着。人类的戏剧，也正如400多年前莎士比亚们的剧场所“寓言”的那样，身在“环球”之中，不断地向异族戏剧与文化输出资源和提供灵感，又不断地从异族戏剧与文化里接受资源和获得灵感。高子文博士研究的是美国戏剧怎样在其发展中利用了中国文化资源，他在他的研究中始终清醒地看到美国戏剧家的个人与文化身份主体，同样地，高子文在这一研究中也始终坚持着他自己的个人与文化身份主体:这是一个中国当代戏剧学者对美国戏剧的研究，对美国戏剧把中国文化化为资源，加以利用的创造性行为的研究。
华莱士·斯蒂文斯
桑顿·怀尔
许多年来，中国戏剧学界、业界始终面临一个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学界和文化界同样面临的问题: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高度赞美中国戏曲，肯定它的价值的时候，当华莱士·斯蒂文斯(例如《三个游客看日出》)和尤金·奥尼尔(例如《马克百万》)在剧作中用中国形象反思和批判西方文化的时候，当桑顿·怀尔德学习中国戏曲结构创作《我们的小镇》和约翰·凯奇借用《周易》思想构建他“机遇剧”的时候，我们是应当笑纳他们对中国戏曲、中国文化的赞美，把他们的赞美当作一种中国戏曲高于西方戏剧、中国文明正在拯救西方文明的结论呢，还是应当学习他们从异域艺术与文化中寻求新的资源和新的灵感，补充自己艺术和文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使之更加生机勃勃地应对自己当代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挑战?高子文在本书中所采取的方法显然是后者:他没有时间骄傲于中国元素在美国戏剧中的存在和中国元素在美国戏剧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他忙着考察和研究这些美国人怎样把异族艺术与文化元素化为自己创作的一种资源，怎样借用异族艺术与文化激活自己解决自己创作问题的灵感。
约翰·凯奇
尤金·奥尼尔
另一个也许更有争议的问题是，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的差异，究竟是其东西方的区域差异更本质，还是其现代与否的时代差异更本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答案是后者。这两个时期虽然被戏剧学界认作两次“西潮东渐”的时期，但实际上它们那时的关键词都是“现代化”。“新文化”运动时期，该运动的旗帜杂志《新青年》先后出版了“易卜生”专号和“戏剧改良”专号，催生了中国现代戏剧的主体形式话剧，推动了中国本土戏剧戏曲的现代化变革。“思想解放”运动时期，以《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等杰作为标志，擦除了话剧长期被蒙上的反现代的教条主义污垢，戏曲则诞生了《徐九经升官记》《巴山秀才》《曹操与杨修》这样一些现代戏曲文体的经典之作，使得中国现代戏剧形成了话剧与戏曲并驾齐驱的大好局面。但是后来，“现代化”渐渐从当代中国戏剧的关键词位置上淡出，当代中国戏剧保持和巩固了自己的“古典主义”本质。有一次在上海戏剧学院召开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我谈到因为这个“古典主义”本质，当代中国戏剧曾经出现过的杰作《桑树坪纪事》被平庸的《黄土谣》覆盖了，《天下第一楼》被平庸的《立秋》覆盖了，《曹操与杨修》被平庸的《廉吏于成龙》覆盖了。我对当代中国戏剧放弃现代化追求的批评导致了美国著名资深戏剧学者马文·卡尔森教授的不满，他插话质问我，中国戏剧为什么不能保持做自己，一定要向西方学习呢?我当时脱口而出的回答是“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高子文在这本书的绪论里引用了萨义德的话:“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与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不论萨义德的理论对于西方人反思自己的文化具有多少积极的意义，我都不希望看到西方人以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为借口说服尚未发达的民族停留于中世纪以供观赏，我更不希望看到中国戏剧学者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借口，为当代中国戏剧停留于“古典主义”而辩护。使“欧洲文化”获得“霸权”地位的并不是它的“欧洲性”，而是工业文明、资本文明这些“人类性”的东西，它同样可以属于东方文明和中国文明。高子文说:
萨义德所借用的文化霸权理论不仅仅仍然不自觉地将文化理解为东和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样式，同时将这两种文明理解为僵硬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没有意识到处于现代历史中的文化，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一种开放的，变动的发展过程。他似乎更不承认，在东与西之外，也许还存在一种人类文明共享的原则或发展规律。如果我们承认可能存在一个东、西共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规律，那么各自文明自身的实际状况，也许就不再变得那么相对主义了。这么一来，当我们理解东方的改变，也许就不能再简单地看作是西方的霸权有意地曲解与建构东方，而很可能，实际上是东方自觉地期待自身获得改变。
我和子文共同的老师董健教授在谈论《蒋公的面子》创作的时候说:“价值观对了，能够激活才华。”
我爱子文这本书里的才华，我更爱他的价值观。
撰文：吕效平 编辑：曾石如，本文转载自上戏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图片有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