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期 图书推荐--《易卜生戏剧诗学研究》

发布者:曾石如发布时间:2021-01-06浏览次数:11



书名:《易卜生戏剧诗学研究》

作者:汪余礼

出版日:2020/12/1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202730


在当今的中外文学和艺术界,运用新的理论和批评方法研究经典作家作品的著述仍不断涌现,但是真正运用得比较准确到位并能提出自己独特见解者则寥若晨星。汪余礼教授的《易卜生戏剧诗学研究》应该属于这样少数确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著作之列。我在读完他的这本专著后不禁感到眼前一亮,因为本书选择了一个颇为中国读者和研究者熟悉的北欧作家——易卜生,并且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探讨易卜生在当今时代的意义和价值,在一个新的语境下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早先人们心目中的易卜生——作为“自审主义者”的戏剧诗人易卜生,而非过去那个作为妇女解放鼓吹者和社会改革家而引进中国的易卜生。也许人们会感到不解,为什么一位早在新文化运动中就被译介到中国的作家和思想家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仍有众多的读者和观众?这应该从易卜生的中国之旅谈起。

亨利克·易卜生

HenrikIbsen

今年适逢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易卜生进入中国就在“五四”前后,因此易卜生的中国之旅也持续了百年之久。众所周知,易卜生在中国的语境下一开始是被当作一位鼓动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家而介绍进来的,但另一方面,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的戏剧艺术同时也催生了中国现代话剧。在新文化运动的年代,几乎西方的所有文学大师以及他们的重要作品都被译成了中文,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写作以及中国文学和文化理论话语的形成。在那些译介过来的欧洲作家中,易卜生的影响是最大的,或者说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作家之一。十分有趣的是,那时易卜生并未主要地被当作一位伟大的戏剧艺术家译介到中国,而更多的是被作为一位社会改革家和人文主义思想家介绍到中国的;尽管他的戏剧艺术促成了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但这方面的研究性著作却或多或少地被遮蔽了。确实,通过翻译的中介阅读易卜生的作品,我们懂得,他的作品与当时紧迫的社会问题以及中国社会妇女的命运更为相关。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旧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国家有着袭来已久的男性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中国妇女所受到的疾苦大大地多于男人。根据儒家的法典,中国的妇女应当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任何人,特别是妇女,如果违反了这种封建道德法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或伦理道德上的谴责。显然,中国妇女所受到的不平等对待是众所周知的,甚至在当今时代,这种看法也仍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因此毫不奇怪,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的上演立即引发中国文坛或剧坛出现了一批“出走戏”或“出走作品”,其主要原因在于,在那些年月里,中国确实需要一位能够以其富有洞见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来启蒙人民大众的优秀文学艺术大师,这样易卜生就在实际上担当了这一重任,可以说,他在中国文坛和剧坛的出现确实有助于中国妇女摆脱男性中心社会的束缚和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的解放。因此,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他的作品的翻译和改编,再加上改编者本人的创造性建构,易卜生在中国的形象就发生了变异:他的革命精神和人文主义思想得到大大弘扬,甚至一度遮盖了他的戏剧艺术。我曾经和国内的一些易卜生研究者在不同的场合呼吁“返回”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也即把易卜生当作一位作家和艺术家来研究。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汪余礼的这部专著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我的呼吁。

玩偶之家

(易卜生著剧本)

余礼通过反复细读《易卜生全集》以及新近译出的一些文献,再加上仔细观摩易卜生戏剧的演出,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易卜生在当代中国远远没有过时;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只有真正理解、消化了易卜生的戏剧革新、诗性智慧、戏剧理论与文化思想,才可能在“洋为中用,中西合璧,融会贯通”的过程中使其为中国戏剧与文化发展继续作出贡献。因而正是本着这一目的,余礼对易卜生的主要剧作作了全新的阐释。他认为,在精神领域,易卜生依然远远走在前头,我们很少真正走进他的精神世界,更遑论超越。他的研究就是基于这一认识之上的,因此他能在国内外众多易卜生研究者中脱颖而出形成一家之言,就不是偶然的。

本书并没有停留于对人们所熟悉的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研究,而是选择了那些难度大、审美文化含量高的剧本加以理论的阐释。《培尔·金特》作为易卜生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在中国虽然多次上演,但是对它的研究却远远不尽如人意。余礼认为,从整体上说,《培尔·金特》并非易卜生“现实主义”戏剧的前奏曲,而是一首“表现主义”的狂想曲;它与剧作家艺术灵魂的关系,远远比它跟挪威社会生活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剧中很多人物与情节,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只有将其理解为剧作家艺术灵魂的陌生化呈现才是合理合榫的。这就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易卜生曾经宣布的,他的作品是为未来的读者和观众而写作的。这些剧作不仅适用于舞台演出,更适用于阅读,因为这些作品具有浓厚的“诗性”,因而从戏剧诗学的角度来重新考察易卜生的剧作就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

本书在总体上对易卜生的把握也别具一格。作者不无正确地指出,易卜生的早期戏剧虽然确有成功之作,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易卜生的声誉鹊起主要是跟他中期的五部社会问题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无疑是易卜生所赖以起家的奠基性作品,但并不能完全反映他作为一位戏剧艺术家的成就。不可否认,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时,但是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则具有永恒的价值。为了彰显易剧所具有的永恒的艺术价值,余礼认为易卜生晚期的戏剧作品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即越来越带有一种“自审”意识,而他的晚期剧作中的艺术自审,则隐示了艺术创作的某种机制和本质规律,揭示了艺术的限度与艺术家身份的尴尬,但最终并非要否定艺术本身,而是要从根本上澄清艺术与艺术家的悖论性生存处境。在这方面,《野鸭》《建筑师》《复活日》等剧作所带有的“元戏剧”特性,与易卜生后期的“双重自审”是密不可分的。正是这种高度的自我反思性,特别是对艺术活动本身的反思,才使得易卜生晚期的戏剧进入了“元戏剧”层次。应该说,这些精辟的观点的得出是建立在作者对易剧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之上的,因而作者能够发前人所未发,其中的部分章节即使用英文写成论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也颇有一番新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受到巴赫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之方法的启发,提出了易卜生晚期戏剧的复象诗学,并中肯地指出,较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诗学,易卜生的复象诗学自有其独特的现代性内涵,对于现代艺术创作亦颇具启发意义。因为易卜生的主要作品是戏剧,而戏剧主要是供舞台演出的,因而“复象”比“复调”更具有艺术性,或者说在艺术审美上更具有本体意义。作者并没有停留于一般的就事论事的讨论,而是从诗学和美学的高度,认为易卜生晚期戏剧的复象诗学,隐含有艺术学之维,在艺术自律的道路上走向了艺术的自我反思,因而是颇具现代性特征的。总之,易卜生戏剧中的“自审诗学”“悖反诗学”“回溯诗学”“复象诗学”“写实、象征与表现融为一体的艺术手法”及其他艺术技巧,在今天都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对我国当代话剧创作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确实,在中国当代话剧实现其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继承易卜生的自审精神,把易剧诗学的精髓融入当代话剧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中去,应该是时代的召唤,也是业内人士的职责所在。

毋庸置疑,上述所有这些新观点的提出,都是基于作者长期以来对易卜生剧作的潜心研究得出的。这自然也与余礼本身的学术背景有关。他早年主修中国语言文学,博士阶段又在中央戏剧学院师从戏剧艺术界的泰斗谭霈生教授,获得博士学位后又转而在哲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这样一种宽广的学科背景和扎实的多学科知识使得本书的写作既在理论上高于一般的艺术研究著作,同时又不带有那种从理论到理论的枯燥的演绎,使人读来趣味盎然,仿佛跟着作者进入了易卜生的艺术世界,同时又与当下的社会情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想一部研究性的学术专著写成这样实属不易。因此当余礼邀请我为之作序时,我是无法推辞的。


以上拉拉杂杂写了一堆文字,是为序。


王宁

2019年年末于上海

(王宁先生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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