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五四与中国话剧研究》
作者：杨扬
出版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2020
ISBN：9787576010336
序
201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百周年纪念，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上海戏剧学院话剧研究中心联合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在沪举办学术研讨活动。这次学术盛会，汇集了中国话剧研究的核心力量，会议搜集编印的近百篇学术论文，代表了中国话剧研究当下的水准，与国内其他研究领域对五四的研究遥相呼应，构成了新时代五四研究的新格局。
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乃至历史研究，对于中国相关的人文学术研究而言，始终是一个热点，吸引了诸多专家学者的目光，体现着各个学科不同时期的关注焦点和学术研究水准。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学术现象，或许与五四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有关。一般而言，中国的人文学术的现代起源都会追溯到五四。这个五四，从学术上定义，可能比1919年要早，至少可以直接追溯到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而在这一时期，人文思想相关的各个领域，先后都进入到现代时期。这个现代时期的基本特征，可能不同人士概括的方式有所不同，陈独秀强调的是“文学革命”论；鲁迅强调的是思想启蒙，开启民智；别的思想人物或政治人物会从各自不同的价值立场出发，来概括五四的影响和价值。新中国成立后，每当五四纪念日来临，《人民日报》总会有社论以纪念，结合各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任务要求，有不同的阐释重点。这些思想阐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醒人们，所谓人文研究不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纯客观研究，而是一种体现着研究者历史视野和当下情怀的学术思考。在这方面，法国学者对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参考。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之际，法国学术界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已翻译成中文的罗杰·夏蒂埃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一书，就是这批成果之一。我们记忆之中的法国大革命的重要研究成果，有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等，但这些经典研究放在今天的语境下重新审视，可能会让一些研究者感到某种不满足。夏蒂埃就是这种不满足者之一。他认为托克维尔的论述至少有两点让他感到不满意的，第一是强调思想启蒙作用的同时，似乎忽略了思想与社会文化的同构，也就是说，不是革命跟着思想走，而是思想与革命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第二，他反对线性地解释历史，把法国大革命说成是某种思想直接影响之下的结果，而在整个论述中，这种思想线索就像是电影那样，首尾相连，环环相扣。在此，他提出要把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要解构的知识的框架和边界的方法，运用到对已有的法国大革命研究上。对夏蒂埃的研究，人们可以有不同评价，但从研究角度来看，研究者有一种重审历史的不满足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五四一百周年，研究的成果到今天，早已是汗牛充栋。面对这些成果，今天的研究怎么在这一基础上，继续推进，我觉得是应该引起研究者反复思考的问题。在最近这十多年对五四的研究中，王元化先生对于五四的反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研究不仅在思想材料的运用上，而且在方法论的选择上，都值得关注。他对于五四启蒙思想怀有深深的敬意，自称是五四之子，是受益于五四新文化的。但他同时又不满足于这种敬意的表达，而是希望新启蒙，将五四没有解决和克服的问题，进一步推进。他指出五四启蒙有意图伦理替代工具理性的特点，而这种思想特征在后来的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消极的影响。王元化先生的这一说法，与海外的林毓生、余英时的某些论述有相似的地方，但海外学者受韦伯学说影响的痕迹更多，而王元化先生可以说更多地是从自己的人生体会，来论述问题，并且是上升到理论层面来进一步思考。比如他在论述鲁迅的思想来源时，以《汉文学史纲要》为例，指出受章太炎的影响，对贾谊的《过秦论》等有意忽略，而对秦始皇的评价过高等。对五四思想文化的反省，可以说与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反省潮流有相契合之处，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重要特征。
在戏剧研究领域，对于五四以来戏剧观念、重要的历史人物思想以及创作演出活动的梳理和评价，是上世纪1990年代以来，专业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工作。我印象中，南京大学的董健老师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他的研究思路似乎更倾向于弘扬五四精神。记得有一年在北京大学参加研讨五四的一个国际会议上，董健老师对海外一些学者将五四以至“文革”归于一体的论述，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五四的“反传统”与“文革”的“大批判”不是一回事。“文革”的源头不在五四，而在中国二千多年来延续至今的封建文化，而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要反对的东西。去年逝世的田本相教授在他主编的九卷本《中国话剧艺术史》中，对于五四时期中国话剧的现代精神，也有自己的概括和提炼。这些都是中国话剧研究与五四思想文化研究相关联的地方。但因为与五四研究的思想文化研究主流相比，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似乎更多更大，也就是说，一些海内外有影响的研究，主要是从思想史、文学史、历史和哲学研究领域诞生的，而戏剧研究领域相对而言，参与的人数和话语权要少一些，也因此更显研究的寂寞和不易。但我认为，着眼于戏剧研究自身的情况看，至少从参与百年五四学术研讨的诸位国内戏剧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员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那种希望与同时代学术声息相沟通的强烈愿望，而且这些愿望是真正在研究中体现着的。可能在诸多现代戏剧形式中，话剧艺术是时代感最强的，也就是说，很多戏剧样式的探索实验，话剧常常是起到开路先锋作用，尤其是对艺术的时代敏感性，往往有极具个性的表现。所以，戏剧研究者对于包括五四新文化的理解和评价，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历史叙事，而是体现着对当代话剧艺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变化、变革所给予的某种希望和职业敏感。从这一意义上讲，反省历史有时就是研究者自己思想愿望的某种曲折的表达。
从戏剧研究的视角，总结历史，思考问题，从一个更加专业和独特的视角揭示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所经历的历程。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因为受条件的限制，可能有一些专家学者来不及写文章或参加研讨，但来日方长，我们期待这项工作的继续。
是为序。
杨扬
2020年2月于沪上寓所
编辑：曾石如，本文转载自上戏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版式图片略有调整
